“上岸”、“逃离”、“躺平”、“35岁危机”、“精神内耗”…… 这些高频词汇如同时代的密码，拼凑出一幅现代人关于“好生活”的集体焦虑图景：我们比任何时代都更渴望定义并抵达一种“好”的生活，却又比任何时代都更不确定它的模样，更怀疑脚下道路的终点。

技术的发达，没解放年轻人，反而加剧了疲惫；多元价值兴起，打破单一轨道的同时，也让旷野里的个体陷入意义贫困；万物互联，但全球孤独蔓延。我们被裹挟在“应该”和“想要”、“效率”和“意义”、“个体实现”和“系统约束”的多重漩涡中，定义一种“好生活”的难度，正与年轻人实现它的艰辛同步攀升。

人机圆桌第一期，我们聊关系，第二期我们讨论生活：在当下，什么才算一种“好”的生活？我们真的在追求它吗？

【文章中AI的回答，并不是AI的原本回答，也不限于某一个AI的回答。我们向多个AI提问，进行了人工调整。本篇出镜的AI为：chatgpt、deepseek、豆包、Claude】

文｜李晓饱

编辑｜oi

01
现在，什么才算一种“好”的生活？

青年志：跟过去相比，当下人们对好生活的定义是怎样的？

AI：过去的脚本，人们理解的“好生活”，通常是被社会结构高度规范化的，它包含清晰的物质指标（房子、车子、收入）、关系指标（婚姻、家庭）、以及象征性成就（职业头衔、社会地位）。 “好生活”长期被嵌入“发展主义”叙事中——更高的GDP、更大的房子、更陡峭的向上流动曲线。它是一套高度标准化、可量化的竞赛规则（如工资单、房产证、职称）。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阶段，这种“单轨制生活模型”是可行的，也是被广泛接受的。

当房价收入比突破34：1，当打工透支健康却换不来阶层跃升，这套脚本的承诺失效了。结构性保障逐渐式微，不确定性成为时代底色，个体开始意识到，即使照着旧范式努力，也未必能得到确定回报。年轻人面对的并非“如何赢”，而是“是否值得参与”。于是，“好生活”的定义从“攀登阶梯”转向“守护人的基本尊严”——健康是被年轻人列为首要幸福要素，然后是不被异化的劳动，和可持续的情绪状态。人们开始从“结果导向的好生活”，转向“过程感知的好生活”。

《完美的日子》剧照

关键转折点，是 “意义”不再依附于宏大目标（如“成为人上人”），而是沉淀于日常实践——一次完整的睡眠、一段高质量陪伴、在兴趣社群中被“看见”。这是对系统性挤压的无可奈何的防御。

青年志：这种“好”，更脆弱、更难达到吗？好的定义在扩宽和回收，但是年轻人的群体情绪都很低迷。

AI：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追问，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继续梳理“好生活”定义背后的逻辑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轻微的偏移，而是范式层面的重构。

首先，是价值逻辑的转变，过去到现在，好生活的定义是从“达成型生活”到“体验型生活”。

过去，“好生活”往往是被设定好的目标——它具有强烈的目的论倾向。比如：拥有一套房、一份体面的工作、一段稳定的婚姻，便是“过上了好日子”。这是典型的“达成型生活”，强调成就、稳定与社会认可。它的前提是：社会有明确的上升路径；努力与回报之间有正相关；个体需要通过符合规范来获得安全感。

而当下，“好生活”逐渐转向“体验型生活”：它不再是一个可以达成的终点，而是一种持续可感知的状态——我现在是否轻松、是否自由、是否能掌控节奏、是否活得像自己。背后逻辑是：成就不再稳定，路径不再线性；于是幸福感转向“即时体验”和“过程感知”；好生活，不是“完成了什么”，而是“此刻感觉如何”。

其次，评估指标的变了，它从社会坐标系转向主观状态感。过去判断一个人是否过得好，他有没有车房，工作单位好不好，孩子成绩好不好。这些是外部性的、社会可见的指标，也是“别人眼中”的好。

但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以主观状态感来判断生活的好坏：“这份工作虽然薪资高，但我一直焦虑” → 算不上好生活；“我没有房产，但日子很松弛，关系也干净” → 更接近幸福。换句话说，好生活的坐标从社会评价系统转向个人心理系统。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认知转向。

第三，是生活经验的重构，从线性上升到动态平衡。在过去的线性人生中，“好生活”是一条爬坡路：上好学校 ， 找好工作 ， 结婚生子 ， 有所积累 ， 安度晚年。

但今天，现实是非线性的、充满不确定的。人生轨迹更加破碎、多元、折返，所谓“路径依赖”已被打破。因此，“好生活”变成了一种对生活要素的动态管理与长期调和：情绪是否可控？节奏是否稳定？关系是否干净？自我是否没有失真？它更像是一种能力，而不是结果。

《好东西》剧照

过去的“好生活”，是你是否抵达了社会给出的答案；而今天的“好生活”，是你有没有能力构建一个自己能住进去、感到舒适的世界。这不是一种价值的崩解，而是一种从宏观叙事到微观感受的转向。

接下来，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其实年轻人对好的理解比以前更深刻、更开阔、更懂，但是更难达到了。

因为好生活从“可达成”到“需持续维护”的转变，确实带来了更多脆弱性。今天你状态很好，明天却会突然陷入情绪低谷，幸福更像是一种需要不断调校的“心理气候”，而非固态的“居所”。我们从“抵达一个稳定状态”，进入了“持续修复自己的状态”。这本质上是一个系统性的不安定结构，个人需要承担更大比例的“生活治理责任”。

02

这种好，是暂时的吗？

青年志：即便知道“好生活是什么样”，但是我周围不少人都有一种“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干什么”的焦虑。

AI：这是当下大量年轻人的典型感受。这种感受，其实反映了一个深层结构的断裂：不是没有目标，而是目标不再自动地带来意义感。过去的社会路径天然附带意义（上大学、考编、结婚），你无需怀疑为什么要这么做。

而现在，即便你决定做一件事（如“转去做自由职业”或“回小城生活”），你也无法确定：这是不是值得的？三年后会不会后悔？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这是一种意义结构的去中心化之后，留下的空缺。个体被推到了要自我建构意义的位置，而这不是一代人天生具备的能力。

“下一步不知道干什么”的焦虑，其实不是目标缺失，而是意义承载结构的失效。可以说，这是“好生活”的定义发生变化之后，我们必须面对的代价之一。

青年志：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去目标化社会”？如果是，它是短暂的还是长期的？

AI：从多重社会征兆来看，我们确实正在进入一个“去目标化社会”。一个不再由宏大目标或单一价值驱动的时代。它并不是“目标消失”，而是目标的退位、碎片化、短周期化。

宏大的、线性的、长期的生活目的系统支撑了人们对“为什么要努力”“未来会变好”的基本信念。现在，这套系统正在全面松动甚至崩塌：经济增长趋缓，阶层跃迁通道变窄，“只要努力就能翻身”成了过时信仰；数字平台打碎职业路径，灵活就业、自由职业兴起，带来了更高的自由，也削弱了长期职业目标感；消费社会与短视频文化，将“目标”转化为即时反馈和快感，“坚持五年”输给了“现在爽一下”。

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问“下个月怎么活”“这周怎么不崩”“今天值不值得起床”。

这是一种从“意义驱动”到“机制维持”的迁移：不再是追求“成为谁”，而是努力“维持自己别垮”。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短周期、感受导向、去宏大叙事的目标体系：想拥有一个生活节奏更可控的状态；想拥有情绪不被吞噬的一天；想维持一种身心“松弛”的感受；想去一次博物馆、办一场局、做个好梦。它们都是目标，但不再构成一个“人生故事”，而是一个个即时可实现的“心理补丁”。

这也解释了当代年轻人常说的“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不是因为没有事可做，而是：当人生缺乏整体叙事时，个体的每个行动都像是漂浮在意义真空里。

从目前来看，我们仍处在“旧范式已崩，新范式未立”的断裂带之中。“去目标化社会”不是短暂的迷失，而更可能是一种结构性、长期性的转变。

03

好生活的标准变了，会带来什么变化

青年志：过去的好是群体的好，现在的好是个人的好，好的共识被消解了。

AI：对，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重构自己的生活意义系统，这导致两种结果：

一是代际之间失去了共同语言（父母不理解你的选择）；

二是同龄人之间共鸣减少，比较加剧（别人成功是另一种生活方式，不再是你也可以走的路径）

我们失去了参照系统。而在没有参照系统的前提下，你每迈出一步都要“自己为自己承担解释的义务”。

这是一种结构性孤独。

青年志：“好生活”的标准发生变化后，还联动带来了哪些转变？

AI：“好生活”的标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是个人的愿望，也是社会运行的默认剧本。

当它的标准发生变化时，并非只是个人在换一种活法，而是整个系统性再编排。

首先，是职业路径的变化，从线性上升 ，到自我匹配与情绪负担最小化。过去，职业成功=稳定平台 + 晋升阶梯 + 高收入；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问：“这份工作让我焦虑吗？”“它会剥夺我活着的力气吗？”“它和我是谁有关联吗？”于是：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离开“好单位”，转向小公司、自由职业或灵活用工；“不加班”“远程办公”“工作即生活”正在成为新工作标准。

“好工作”的标准正在重新定义：从成就导向 ，变成状态导向，年轻一代在职场就非常看重边界清晰。

其次，人际关系，从角色义务 ，转换成了情绪能量管理。过去，关系是一种“责任”——亲情讲孝道、友情讲义气、爱情讲忠诚；现在，关系是能量交换与情绪判断：“我和这个人相处累不累？”“我在这个关系里能不能做自己？”“有没有情绪劳动的耗损感？”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断亲”或维持“冷淡式家庭关系”；社交不再追求广度，而是“小而稳定的关系密度”；“安静离开”和“关系降级”变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好生活”强调情绪健康，人际关系也变成一种“心理负担的管理”。

然后就是生活节奏的变化，从效率最大化变成状态可调节、生活可掌控。过去：追求快、满、不断提升效率，时间碎片都要利用；现在：反向思潮涌现：开始拒绝高效焦虑、反内耗。城市逃离、Gap year、乡村漫游、慢就业、三线小城买房，去冥想、禅修、到山里庙里止语内观。

04

那些无力消费、无力构建状态的人，

是否被排除在“好生活”之外？

青年志：但是达到好生活的主要途径，似乎还是消费。

AI：这正是当代“好生活”转型中的一个悖论——“好生活”看似去物质化、去标准化、去目标化了，但它的达成路径，仍然深深依赖消费系统。

今天我们说“好生活”是状态，是节奏，是情绪感受，是关系质量，是内心平静——听起来很“去物质”，很“精神向”，甚至很“反消费主义”。

但你会发现：松弛感，有对应的生活方式内容账号、松弛风穿搭、呼吸疗法工作坊；情绪稳定，有心理咨询APP、芳疗精油、冥想服务、写作工具；身心连接，有City Walk路线、城市露营地、博物馆清单、轻断食计划；自我表达，有vlog拍摄器材、有声书订阅、有氛围感咖啡馆。

就算我们追求的是“非物质”的好生活，它的实现路径却被彻底商品化了。“好生活”去目标化，需要新的锚点，而消费提供即时锚点；“反模板化生活”被追求，又在社交平台上被再度模板化。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简单的“去消费主义”，而是一种复杂的“消费主义的软化”或“情绪化”。

青年志：好生活看似从官方的社会的话语里摆脱出来，但是它对个人的要求是更高的，那些无力消费、无力构建状态的人，是否被排除在“好生活”之外？

AI：这个问题，直指当下“好生活”的最大结构性矛盾。我们可以毫不回避地说：是的，在当代“被消费定义”的好生活叙事中，那些无力消费、无力自我建构的人，事实上越来越被排除在“可感知的好生活”之外。

《走走停停》剧照

他们被排除的，不只是生活条件的便利与选择权，更是：在文化上被沉默，缺乏表达的位置；在心理上被剥夺，无法参与“状态感”的社会游戏；在结构上被无形剥离，失去了被认同的机会与归属感。

来重看好生活现在的主流想象：情绪稳定、关系干净、生活有节奏、自我不内耗；有选择权、有时间感、有健康管理能力、有生活风格；

听起来温柔克制、人人可向往，但它背后其实是高度资源密集的能力包。

想要实现这些状态，你需要什么？

相对稳定的时间结构；情绪承载空间（心理安全网、社会支持）；审美与选择教育（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相对宽松的经济条件。

这是什么，这是一种中产以上的文化资本组合。

在底层劳动密度极高、城市空间高度压缩、情绪管理资源稀缺的现实中，这样的好生活定义，其实已变得排他化。对很多人来说，“好生活”不是一个权利，而是一种特权，一种阶层能力。

然后是情绪。在“好生活＝状态好”的新逻辑下，生活变成了一种需要持续调试、维稳和自我运营的系统。

但问题是：不是所有人都有余裕去进行“生活调试”。对于每月收入不稳定的个体，谈“节奏感”是残酷的；对于在一线城市通勤2小时、工作10小时的人，“情绪自由”是幻觉；对于无安全感、无人际支持系统的年轻人，“自我表达”是一种风险。而算法平台与社交媒体不断强化那些“状态好”的样板，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结构性心理落差：在生活最难的人，被要求活得最像样。

青年志：在低资源环境下，如何构建不剥夺个体尊严的状态感？

AI：“状态感”不等于“状态消费”，想松弛？你需要瑜伽垫、香薰、露营椅；想情绪稳定？你需要心理咨询、情绪播客、治愈式vlog；想过理想生活？你得有独居的家、自由的时间、说走就走的钱。这种语境制造了一种悄无声息的剥夺感：如果你没有这些“物”或“经验”，你就没有资格拥有“状态”或“情绪”。得先拆解这种误导性同义。

在许多情况下，资源匮乏的不只是物质，更是一种“感受权的剥夺”：没有时间，就不能疲惫；没有空间，就不能脆弱；没有选择，就不能“状态不好”。久而久之，低资源个体会产生一种更隐性的内化羞耻：“我没资格讲究、没资格情绪、没资格拥有状态。”

我们需要重新提出一个基础命题：感受是一种人权。状态感也是。

其次，“好生活”的重新定义，表面上是个体觉醒，实则是系统失效的被迫应对。当健康成为“好生活”首选指标，恰因医疗资源不均、职场过劳、环境污染在持续制造健康焦虑。若仅赞美“觉醒”，却回避制度性修补，则定义权的下放可能沦为责任转嫁。

真正的议题或许是：当个体在废墟上重建“好生活”的微型绿洲时，社会结构能否提供土壤而非风沙？——例如，将“健康权”从个人养生提升为公共政策；将“灵活就业”从生存挣扎转化为受保障的积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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