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性关系”，为什么有人愿意接受？

“抽象”逐渐以一种网络表演进入现实，从网红直播中故意塑造的人设，到成为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某种“疯狂”。“抽象”与一般戏谑幽默的区别，是其中蕴含的歇斯底里，和其行为的不可理解性，“抽象”的事情越来越多。

南京“红老头事件”毫无疑问是其中之一。这则新闻在社交媒体上掀起波澜，因为它几乎踩中了一切网络情绪的痒点。更不必说影像的冲击力，让公众的反应迅速汇聚为震惊、嘲讽与不解，并随二次传播与迷因化扩散。

在各种猎奇的叙事中，疑惑接踵而至，那些年轻男性，为何愿意？

将答案简单归结为“被骗”、金钱交易，或是个人道德的沉沦，会让我们错失窥见一个时代深层心理结构的机会。这起事件与其说是一则博人眼球的社会新闻，不如说是一面棱镜，照出的不是个体，而是社会。

01.

高风险性行为背后的原因

如何定性这种行为？被骗？堕落？我想在红姐如此大的客户基数的情况下，一切偶然或例外的解释都可以被排除，个体性的因素也不会是唯一解释。这是一个广泛的，关于“需求与补偿”的精准计算，他的大多数客户是理性的。

大多数客户，接受的是一场“高风险性行为”。在承担极高的不确定性下，获得一个可以暂时放下防备、获得纯粹关注和身体接触的机会。而更多人，是绝不愿意进行这样的“开拓”，面对这种不确定性的。

要真正解构这一机制，我们必须引入当代心理学对“孤独—风险”关系的理解。理解“高风险性行为”，孤独是一把精确的钥匙，它由三大核心特征构成：延迟效应（Delayed Effect）、非线性关系（Non-Linearity），以及作为关键中介的社会支持缺口（Social Support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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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迟的创伤：为何孤独感需要时间发酵？

孤独不是瞬间的感受，而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在研究中，这种状态会在延续后不断增加风险。

一项针对加拿大同性恋与双性恋男性（GBM）的纵向追踪研究清晰地揭示了这一点。

研究人员发现，在第一次数据收集时（T1），参与者的孤独感水平并不能立即预测他们同期的性风险行为。

然而，在六个月后的第二次数据收集时（T2），T1时的孤独感却显著地预测了更多的危险性行为。这意味着，孤独感像一种慢性毒素，它对行为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而会慢慢侵蚀个体的心理防线。

学术界提出的“孤独与性风险模型”（LSRM）[1]为此提供了理论解释。该模型认为，孤独感会驱动个体将性行为当作一种调节负面情绪的策略。但这种从“情感匮乏”到“寻求补偿”的转化，需要时间累积，更需要外部“情境允许”（例如封锁放松、社交机会恢复）才会最终触发。

因此，我们看到的往往不是一条即时的因果链，而是一个有着明显时间差的、延后爆发的后果。我们有理由相信，能够接受“红姐”，甚至一再回去的人，大多是处于持续孤独状态中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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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孤独并非单独起作用，孤独更像是催化剂

进一步的研究指出，孤独与风险行为之间的关联也并非稳定的直线。

上述研究还发现，在第一波数据中，孤独与风险的关联不显著，而在第二波中却变得显著，这暗示了两者的关系受到其他变数的强烈调节[2]。

风险行为，往往是一组综合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抑郁、药物滥用、财务困境、内化的社会污名等多种心理压力源同时存在时，孤独才更可能像催化剂一样，点燃冲动与风险行为的火焰。孤独提供了动机，而这些共存的压力因子则削弱了抑制力。

因此，社会上的“机会结构”，如疫情便是一个绝佳的自然实验：封锁期间，人们的孤独感普遍飙升，但由于社交被物理限制，风险行为反而可能下降。

然而，一旦封锁放松，被长时间压抑的需求与动机便会瞬间释放，导致风险行为的报复性反弹。这条先抑后扬的曲线， 诠释了其非线性的本质。

除此之外，经济颠簸导致的失业与财务困境，也是一个社会上显着的“机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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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失联的安全网：作为核心机制的社会支持缺口

如果说延迟效应和催化剂描述了高风险性行为的形成机制，那么社会支持缺口则回答了最关键的“为何”。社会支持不仅仅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背景变数，它是决定孤独感最终走向何方的核心机制。

大量实证研究指出，缺乏社会支持与更高的风险行为直接相关。一项针对美国黑人MSM群体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的不足显著影响了他们的药物滥用与性风险行为[3]。

更重要的是，“支持”不仅关乎数量，更关乎质量。另一项网络结构研究发现，支持来源的性质（例如，是来自同样从事风险行为的同伴，还是来自提供稳定情感支持的家人）会显著改变个体是否采取无套性行为等风险。

这条机制链路非常清晰：深刻的孤独感，在缺乏有效社会支持作为缓冲的情况下，更容易引发抑郁、低自尊和对药物的依赖。

个体为了获得短暂的接纳感和亲密感，可能会做出在理性状态下绝不会做的选择。可以说，社会支持的缺口，正是将孤独这种主观情绪，转化为客观危险行为的至关重要的背景。

综合来看，当我们将“延迟效应”、“催化剂”与“社会支持缺口”这三个分析工具应用于“红姐事件”时，整个图景便豁然开朗。

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无法理解的个体，而是一个在长期孤独侵蚀下，因缺乏社会安全网而无力自救的年轻人，最终在一个不那么精心布置的陷阱中，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完成了一次高风险的亲密实践。

02.

不只是更孤独一点

上述问题不仅关乎“红老头”的客户，也广泛存于年轻一代中。事件的受害者大多是健身教练、大学生、外卖骑手等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4]。这些200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是典型的Z世代（Gen-Z）。

孤独是解读Z世代生活的核心，但仅仅是孤独与社会支持的缺乏，我想读者都不会陌生。

孤独是人类的永恒主题，社会支持的瓦解、原子化也是现代性的核心。这些看上去无甚特殊，但是否有可能，Z世代的孤独与社会支持缺乏，不是程度的加深，而是一个生存模式的彻底转变呢？

认识到这个断裂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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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深刻的质变，是一套迥异于过去的全新认知与行为模式。这套模式的核心，是一种以自我保护和维持最高原则的合约化／模组化（Contractual/Modular）人际交往策略，它系统性地渗透进了亲密关系、职场生存与公共参与等所有核心领域。

这种策略的本质，是在一个被Z世代感知为充满风险、信任崩溃的世界里，为所有社会互动预先定义边界、厘清权责、并设定好退出机制的思维模式。

它将过去那些模糊、依赖默契和长期承诺的关系，重构成清晰、可控、低风险的“模组”。“红姐”在这个体系中是一个因为处于非常边缘位置，而可以在单点上承担极高风险的“模组”。

在这个背景下，对Z世代而言，友谊功能化了——千禧一代很难理解和接受的“搭子”文化对Z世代来说是常态。

我们可以规划短暂一起打游戏的、探讨工作的、旅行的、享受饮食的，或倾诉情绪的“功能性朋友”，每个模组满足特定需求，而那种能够跨越所有情境、无所不谈的“全能型知己”则变得稀缺。

这一底层逻辑的转变，首先在最核心的亲密关系领域，引发了一场剧烈的典范转移。

千禧一代的亲密关系，无论结局如何，其内在驱动力多是“追求承诺”。而Z世代则大规模地转向了“情境式关系”（Situationship）[6]。这并非承诺前的过渡，而是对长期承诺的彻底放弃。

“情境式关系”完美地执行了“模组化”策略——在特定情境下享受亲密，同时规避了定义关系所带来的责任与脆弱性。这是对“情感消耗”的极度恐惧所催生的理性选择。Z世代的社交关系体现了孤独催化出的极端不信任。

在这种不信任和摩擦下，现实中的互动依然令人疲惫，便通往“合成亲密”（Synthetic Intimacy）的大门。

无论是AI伴侣、OnlyFans创作者，还是真实或虚拟的偶像，它们提供了终极的、完美的模组化情感与性需求替代品：一种永远在线、绝不索取、完全服从的陪伴。正是这种极致的“模组化”，和AI进行情感交流才成为可能，这依然是千禧一代难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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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逻辑延伸到职场和政治领域，尤其是政治。

2024和2025年，全球年轻选民行为呈现出不可预测的剧变，Z世代的政治参与总是呈现一条“快进快退”的曲线。

过去的政党认同是一种长期归属，Z世代则是在情感和议题下形成“部落”（tribalism），且这些部落是高度流动的，哪个议题有现场有共鸣就集结，结束了就散，忠诚的单位是hashtag（#）不是党派。

当信任断裂，义务感也就难以维系，留下的是一次次高峰式动员与同样迅速的失望撤退。在这种节奏下，政治当然会迎来剧变。政治不再是一个整合的价值选择，而是一个个“模组”。

生活的全面“模组化”，是Z世代作为第一代“互联网原住民”，为应对一个信任瓦解、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而演化出的生存策略。

这不是微小的修正，而是一场行为与认知的根本性革命，一套正在重塑我们社会肌理的全新形态。

03.

为何从这一代开始变化

我们了解了”模组化”的人际逻辑后，接下来的问题就变得不可回避：为什么这套逻辑会在Z世代身上成形，而没有在千禧一代就全面显影？这个问题显然与“互联网原住民”相关，但到底是哪些特征催化了这些变化？

第一个因素，可能是“算法化的自我”[7]。

首先，算法构成的世界高度“碎片化”，缺乏一个融贯的核心，当然也可以说是“模组化”的。

Z世代的身份感并不是在多重社会场景和习俗中学习的，而是在点赞数、粉丝量、转发率的即时量化中被反馈和塑形。算法不只推荐内容，也在筛选“你是谁”的答案——你的兴趣、政治倾向，甚至性别与情感认同，都在被算法不断“优化”，更重要的是——分化。

但分化反过来引发出一个吊诡的反转。过去的人在不同社会情境中有不同自我，比如作为丈夫与妻子的自我，作为子女的自我，作为企业职员的自我，作为兴趣的自我。

一个人可以在不同情境中自如地根据情境的要求切换。但在扁平化的社交平台上，情境却被压成一张平面：老师、同事、朋友、父母可能在同一块荧幕前，你只能维持一个“安全自我”。多重自我没有容身的空间，所以Z世代反而强调那个脆弱的“真我”，那个被算法塑造的“真我”。

但进入现实世界，这个“真我”与社会既有的习俗与功能是格格不入的。过去的人多元自我的策略反而与社会功能契合，这导致Z世代与社会关系的“模组化”，或者说“碎片化”，因为ta们的“算法自我”根本无法平滑融入任何自然社会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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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是互联网空间带来的“无摩擦社交”训练。

Z世代少年期的公共社交场域，不再是楼下、巷口小店、教室走廊，而是QQ和微信群组、抖音直播间、小红书社区等。

这些空间最大的特征是可以一键退出，遇到冲突靠拉黑，尴尬靠静音，不舒服就直接滑走。低风险、低成本、可撤回的社交模式，固然保护了ta们，但也让“处理摩擦”这项能力失去训练场。

现实世界的沟通、协商、修复，都变成高昂成本的硬关卡，自然更容易在生活中追求“无摩擦”的，同样可以一键退出的关系。这让亲密关系中的人间蒸发变得司空见惯，也让“搭子”和功能化、无承诺的人际关系流行。

第三个因素，是“信任危机”，甚至可以说“真实危机”，对现实感的持续侵蚀。

Z世代长大在资讯爆炸的后真相年代，资讯泛滥且真假难辨，对机构的不信任成了自动防御；ta们透过社交媒体7x24小时地直面全球灾难直播：战争、疫情、气候、社会、金融动荡不断冲刷，激烈冲突反复上演，悲观与无力感被内化。

结果是一个巨大反转：互联网世界因可控、可编辑而被视为主场，现实世界成为必须应对的客场——那里充满不可预测、不可撤回的风险。这让“合成亲密”反而成为最安全的选择。

因此，当我们问“为何从Z世代开始？”，“互联网原住民”绝不是充分答案，需要探入互联网的细节中，才能找到线索。

04.

逐渐展现的未来图景

当Z世代的生存逻辑从边缘滑入社会核心，甚至这种“模组化”的策略被其他代际模仿，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常态上。

这套以“可控、可退出、可量化”为前提的人际与制度逻辑，一旦成为社会新风俗，社会的可感知面貌将发生一系列细微但深刻的变化——不一定伴随显性的警告，却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悄然固化。

社会情境和习俗的瓦解带来“感觉主义”和“心理主义”，其中第一条件就是价值和社会标准的彻底丧失。在海特的《正义之心》一书中，对于“感觉主义”的批判已经成为经典，随意性成为理解未来社会现象的基本前提。

紧接着，“孤独经济”会迎来黄金期。凡是能填补情绪空白的商品与服务，从短期商品化陪伴，到共居或活动空间、反孤独App，都会被迅速商品化和流程化。

AI伴侣很有可能升级为一种标准化的服务[8]，AI助手Grok已经开始进行一个危险的尝试[9]。在未来政府与NGO甚至可能推出官方版，以降低求助门槛。

虽然这会大幅降低心理求助的难度，是好处之一，但这条路的B面也清晰可见——当我们脆弱性的解法唾手可得，都可以交给AI，越可能把真实摩擦与长期承诺视为“不必要的痛苦”，隔绝感因此被强化，形成一种“被AI安慰与隔绝的绝对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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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依然处于传统习俗与新习俗的混合期，但在可见的未来，社会关系的模组化会更彻底。

在不远的未来，为了避免误解与风险，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会在起点就被条文化：亲密关系要先谈边界，友谊被功能分区，合租要签责任清单，合作要写退出条款，再交由AI或自动合约监督执行。

宏观地看，社会的原子化似乎被再度深化；微观地看，又有可能促成若干更高密度的小共同体，这部分也许喜忧参半。

政治领域会进一步两极化，但不是我们平时说的政治极化：一端是微型而强烈的激进——针对具体议题迅速动员、快闪式行动与表达；另一端是彻底抽离——把政治视为无解的泥潭，因为持续的政治关注是无法承担的“长期承诺”。

政治美德退潮，而互联网平台治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关键：演算法如何推送议题、如何限流或放大某种情绪，直接决定集体行动的节奏与方向。政治从来不是纯线下的博弈，它的赛场已经被平台化。

这只是一种预测的尝试，但在这个视角下，“红老头事件”不再是猎奇的社会花边新闻，而是带有未来性的、边缘的模块化高风险性行为。

这到底是直线向下的坠落，还是Z世代适应社会过程中的伴生产物？理解这一切，不只是为了同理某一代人的焦虑，而是为了看清我们共同的未来，不管你是否觉得其非常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