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观点（2025.10）

编译者：刘沫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田香凝(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导 读：

“国际学术观点”栏目每月摘编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最新观点。本期摘编的6篇文章包含难忘信息理论、弥合新闻领域的“知行脱节”、新闻实践中的元认知、受众与记者的互动关系、功能性资讯娱乐、虚假新闻的跨文化研究等多主题。

1.难忘信息理论

1981年，有学者提出了“难忘信息”（memorable messages）的概念，意指那些被个体长期记忆并对其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过去40年来，不断有论文对难忘信息进行研究，但大多集中于描述性分析，缺乏理论建构。2021年， Cooke-Jackson等学者首次总结出了“难忘信息理论”（Theory of Memorable Messages），旨在提供一个理论框架，用于分析信息的接收、记忆、影响及其在身份建构中的作用。

2025年第8期的《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发表了Cooke-Jackson的最新论文，文章回顾了40年来关于难忘信息的研究，并阐述了难忘信息理论的五个核心命题：第一，时间性与层叠性（Temporality and Layering），难忘信息会被长期记忆，但其内容和重要性会随时间变化，新老信息层层叠加，共同塑造个体的认知；第二，效价的协商性（Negotiated Valence），信息的情感效价（正面/负面/中性）不是固定不变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可能对同一信息的效价有不同判断，接收者也会随着时间变化对同一信息的效价进行重新评估；第三，语境依赖性（Contextual Nature），难忘信息的含义深受文化背景、具体情境、传受关系以及传播媒介的影响；第四，社会化代理（Agents of Socialization），难忘信息是强大的社会化工具，它们系统地塑造个体的身份认同、信念体系和行为方式；第五，可颠覆性（Disruptability），个体能够识别那些有害的难忘信息，他们可以创造新的、更具建设性的信息来重构旧信息，从而为自己的身份和行为开辟新的可能性。

论文指出，目前关于难忘信息理论的阐释多基于解释主义范式，未来可以从其他元理论视角来进行探索。此外，论文还鼓励研究者开展关于难忘信息理论的跨国研究，以检验该理论的现有假设。

文献来源：COOKE-JACKSON A, GUNNING J N, RUBINSKY V. Theory of Memorable Messages[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25(08): 259–272.

2.弥合学术研究与新闻实践之间的“知行脱节”

新闻从业者鲜少将学术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工作，也往往不太愿投入过多时间支持学术研究，这体现了学术研究与新闻实践之间的“脱节现象”。目前针对这一脱节现象的系统性研究还比较欠缺。鉴于此，发表在2025年第8期《新闻学》（Journalism）的一篇文章提供了基于从业者视角的分析。

通过对美国媒体人士的访谈，研究发现，尽管新闻从业者肯定学术研究的价值，但他们普遍并不将其视为新闻工作的核心要素。受访者进一步指出了三类研究与实践的脱节现象：一是研究者提出的问题脱离实际，二是研究成果的传播方式不佳，三是个人、组织及制度层面的多重障碍阻碍记者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研究成果。

文章借助“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s）框架进一步分析了学术研究与新闻实践脱节的原因。制度逻辑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用以理解、评估并组织其活动的价值观、信念与规范体系。在此研究中，制度逻辑框架主要包含专业逻辑（新闻从业者如何规范自身行为以维护职业准则）、市场逻辑（将广告商和受众视为消费者的导向）、效率逻辑（强调以有限资源实现更大成效）和学术逻辑（以产出学术知识、建立学术声誉为目标）四方面。研究发现，在组织内部，新闻从业者常面临专业逻辑与市场、效率逻辑之间的冲突，导致难以推行基于研究的创新；新闻媒体与学术机构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媒体行业主要注重针对性与具体性，而学术界则普遍崇尚严谨性与普适性，这导致了双方沟通与合作的困难。

作者强调，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比如，研究者应在研究早期就咨询新闻从业者，了解什么研究问题对他们更有用；一线采编人员和管理层应以审慎的方式阅读和分享研究，认真思考研究成果如何适用于自身工作；双方应建立长期合作培养信任，甚至聘请专门的项目经理来推动研究结果的落地实施。

文献来源：WILNER T, CLEMENTS-HOUSSER K, BéLAIR-GAGNON V, et al. Journalists’ Views on the Research-Practice Gap[J]. Journalism, 2025, 26(8): 1603-1623.

3.元认知在新闻实践中的作用

元认知（metacognition）广义上指对自身思维过程的思考，在认知与教育心理学领域长期以来被视为自我调节、问题解决与决策制定的关键能力。元认知包含两个核心维度：一是元认知知识，即对自身认知优势、局限、策略及任务需求的觉察；二是元认知调控，即在任务执行过程中规划、监控并调整认知策略的能力。2025年第11期的《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发表的一篇文章开创性地引入元认知作为理解新闻实践的理论框架。作者强调，虽然该研究主要以透明度为例进行探讨，但元认知在新闻实践中的价值与影响不限于此，其潜在意义更为深远。

研究对八家美国新闻机构进行了为期六周的干预实验，结合学者Drigas与 Mitsea于2020年提出的“元认知八大支柱”（The Eight Pillars of Metacognition）理论模型分析新闻工作者的反思日志，探究认知、情感与程序性过程如何影响新闻编辑部的内部调适。研究发现，记者运用一系列元认知策略来审视自身、调整工作流程，并将透明度等新闻理念融入新闻实践。

记者的元认知策略包括：识别报道中的认知偏差、阐明公正或准确标准的“理论性知识”（theoretical knowledge），意识到某些编辑规范（如“平衡”）如何限制报道框架以及截稿时间如何影响核查流程的“操作性知识”（operational knowledge）, 在报道过程中注意到不确定、情绪化或偏见以及相应地调整措辞或报道角度的“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修改更正发布的方式或时机、在编辑部意见发生分歧时重新修订决策的“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根据受众反馈调整报道策略的“适应”（adaptation），意识到编辑部的假设与受众的假设存在差异的“识别”（recognition），从有价值的批评中过滤掉恶意评论以及优先处理能够建立信任的信息的“辨别”（discrimination），借鉴过往经验以指导当前实践的“记忆”（mnemosyne）。研究结果显示，自我监控与自我调节等策略已成为记者应对即时挑战的核心，而如记忆与辨别等策略则更深入地融入新闻编辑部的工作流程。

文献来源：JOHNSON P R, GRAN E, COHN S. Reflecting, Regulating, Adapting: Metacognition’s Role in Journalism Practices[J]. Journalism Studies, 2025, 26(11): 1376-1397.

4.受众与记者互动时有何期待

如今，记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已成为新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受众越来越期望能够表达观点、参与对话，并与记者建立平等的互动关系。以往研究大多关注受众对记者角色的期待，而缺乏对互动行为本身的系统分析。2025年第9期的《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发表了论文，尝试考察受众在与记者互动时有什么具体期望。

论文基于期望理论，将期望定义为“对他人行为的持久认知”，并将其分为规范性期望、描述性期望和价值性期望三类。论文采用Q-分类方法，构建了39条关于受众对互动期望的陈述，并对21名受众进行访谈，要求他们对这39条陈述进行重要性排序。

在数据分析基础上，研究者识别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期望类型。一类是质量导向的传统主义者（Quality-oriented Traditionalists），这类受众以男性为主，他们更期待能够通过与记者的互动提升新闻质量、纠正错误信息，他们不在乎记者是否能够提供情感性或娱乐性的互动。另一类是协商导向的互动主义者（Deliberation-oriented Interactionalists），这类受众以女性居多，她们更重视互动过程中的尊重、可及性与双向交流，相反并不重视自己是否能够批评或纠正记者的言行。这两类受众的共识性期望是记者与受众应互相尊重、公平对待彼此、容忍不同观点。

论文揭示了受众内部期望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建议新闻机构避免“一刀切”的互动策略，而是通过受众调研、数据分析等方式了解特定受众的期望类型，优先满足共识性期望，再根据受众类型设计差异化互动方式。

文献来源：UTH B. What Does the Audience Expect When Interacting with Journalists? A Q-sort Study[J].?Journalism Practice, 2025(09):1–19.

5.“功能性资讯娱乐”：社交媒体平台的新闻呈现

媒体日益为Instagram和TikTok等社交媒体平台量身打造原创内容。这些新闻报道往往是独立的新闻产品，顺应了平台的特性与审美风格。由于Instagram和TikTok 主要以娱乐性著称，此举引发了人们对此类新闻内容的信息价值的担忧。为了回应上述问题，发表在2025年第7期《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的一篇论文探究了Instagram和TikTok上的新闻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与时事相关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如何与娱乐元素相结合。

研究借鉴了“资讯娱乐”（infotainment）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新闻内容中同时包含信息性与娱乐性元素。研究选取了瑞士六家最大的新闻机构在一年期间内（2022年2月至2023年1月）发布的Instagram快拍（共1946条）和TikTok视频（共677条），比较了小报类媒体与传统优质新闻机构在硬新闻与软新闻的呈现、信息性与娱乐性元素的比重以及信息与娱乐内容结合方面的差异。

研究发现，传统优质新闻机构更倾向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报道硬新闻，其新闻内容包含稍多的新闻性信息，并采用了更多的娱乐性元素。这说明媒体正试图使其新闻产品适应Instagram和TikTok的平台逻辑。对于社交媒体平台上新闻的娱乐化呈现，研究认为，这一方面体现了受社交媒体逻辑驱动的新闻“小报化”趋势，特别是很多新闻机构都以用户浏览量等指标作为报道是否受欢迎的重要衡量标准；另一方面，适应平台逻辑本身也可看作是数字空间中新闻质量的重要构成要素，反映了新闻工作者在使用这些平台时日益提升的专业化程度。

研究还发现，媒体在TikTok上的娱乐元素使用比Instagram上更普遍，且通常以高质量报道著称的媒体会更频繁地使用娱乐元素。总体而言，媒体在Instagram和TikTok上发布的内容大部分仍属于新闻范畴，这些新闻内容可被视为一种“功能性资讯娱乐”（functional infotainment），即用户通过这些平台接触新闻时至少能够获取所需的基本信息，而不只是娱乐消遣。

文献来源：WIRZ D S, ZAI F. Infotainment on Social Media: How News Companies Combine Information and Entertainment in News Stories on Instagram and TikTok[J]. Digital Journalism, 2025, 13(7), 1249-1270.

6.网络虚假新闻的跨文化研究

虚假新闻近年来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问题。过去的研究多关注虚假新闻的认知机制和干预措施，但缺乏跨国家和跨时间的比较分析。对此，2025年第8期的《信息，传播与社会》（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发表了一篇论文，尝试比较46个国家民众对虚假新闻的态度差异。

论文使用了2018到2023年的《数字新闻报告》（Digital News Report）的调查数据，涵盖46个国家，样本量超过50万人。论文将公众对虚假新闻的担忧程度作为因变量，考察了时间因素、个体因素和国家因素对担忧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时间来看，六年来公众对于虚假新闻的整体担忧程度较为稳定；从个体来看，女性、年长者、受教育程度更高者和新闻参与度更高者，是更担忧虚假新闻的群体；从国家层面来看，拥有更低人均GDP、更低新闻自由度和更高腐败程度的国家，虚假新闻的担忧程度更高。此外，研究还发现，人们最担忧的虚假新闻来源是本国政府或政客，最担忧的虚假新闻传播平台是脸书、新闻网站和聊天软件。

论文提供了对虚假新闻担忧度的跨国家、跨时间比较分析，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不同国家提出差异化的虚假新闻干预措施。但论文也指出，目前研究的国家样本以北方国家居多，所有结论均为相关关系、无法推断因果，这些局限有待于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克服和完善。

文献来源：ALTAY S. Who is Concerned About Online False News and Why? Evidence from 46 Countries Between 2018 and 2023[J].?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25(08):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