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次投诉 15 条发帖：她为何成了校园 “刺头”

被冒犯的感受随时会产生。一个人被冒犯的缘由，可能是扰眠的早操广播、有杂质的饮用水、被要求删帖、晾得过近的衣服、一句夸奖别人更有脑子的评语......这些冒犯最终具象化为13封投诉信。

张桐21岁，是一名一本高校的本科生。今年1月以来，她在学校投诉了6个事件：图书馆签到系统问题、早操噪音、饮用水有杂质，还有她对比赛评委、室友、保安态度的不满。她共发出13封投诉信，与老师电话或面谈8次，在校内外平台发帖15条，被要求删掉小红书帖子2次（但都没删）。

在大学生活中，她常觉得自己的需求被漠视、情感被伤害，于是她选择不断表达。

最初的预想中，这也许是一个“刺头”处境的故事，她如何走流程投诉，如何被看待或被质疑，以及为何坚持发声？

但张桐并不是一个好斗或善辩的人，她不乐在其中，甚至不擅长这些。好几次，她需要向AI求助投诉的措辞。而意识到投诉与矛盾给人带来的负面感受时，她会一边骑车一边哭。

看上去，她更像是不得不那样做。就像德国哲学家斯文娅·弗拉斯珀勒在《敏感与自我》开篇指出，用敏感性进行斗争的核心问题是：“究竟是个人需要努力使自己变得更有韧性，还是其周围的世界需要改变？”

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张桐的故事也是如此。它讲述了一个敏感的个体在选择不沉默时，如何与世界碰撞。这个世界，也包括此时正在读她故事的你我。

两封投诉信

从今年3月开始，每天早上七点，张桐都会被大一学生早操的太极拳音乐吵醒，声音响到有隔壁学校学生在社交平台抱怨。忍受了两个月后，她决定向学校反馈。

她做了份线上调查问卷，从论坛、群聊和朋友圈收回71份样本，其中超过83%表示“音量过大，严重影响睡眠”。她让ChatGPT撰写反馈信，随后发到教务处邮箱。

一周后，教务处没有回复，她又发了一封。过了四天，教务处称两次邮件都已收到，“均已反馈给学工部门”。她追问后续计划，两天后，教务处让她直接找辅导员向学工部门反馈。张桐找上辅导员，对方答应帮忙转达诉求，但没有下文。

两周以后，张桐投诉了另一件事。源于同学发给她的一张照片：教学楼学生饮水机的开水里有红色和白色的不明杂质。“真想举报。”同学发来三个发怒的表情。张桐回复：“我们一起举报一下！”对方没有当真，但张桐做出了行动。

走去教学楼途中，她问DeepSeek自己能怎么做。它提供的一个办法是：拨打市民热线12345，或公共卫生热线12320。她边走边拨了12320。听完事情经过，接线员让她拨打12345。第二个电话，对方帮她转接了另一个人。最后第三个人说，会有工程师联系她。

来到教学楼后，张桐像往常一样去教师休息室接水。她称之为“偷水”，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学生都默认这不被允许。这里的饮水机和学生使用的不同，干净，免费，提供凉水；而学生饮水机的水不干净，要钱，还只有热水。

张桐接完水准备离开，管理员走近她，严肃又低声：下次不要来这里接水了，这是给老师喝的。又指指对面的办公室：等下领导看到不好。张桐没有理睬，走出休息室后，对同伴说：（这件事）死定了，我现在就要去举报，继续举报下去。

张桐坐到教室后排，决定给市民热线写投诉信。她请DeepSeek“扮演一名专业的律师”，提供法律依据，接着她把法条复制到百度上，确认、修改。一个小时后，她发出一篇由AI整理成的投诉信。

当天下午，她跑到图书馆、宿舍楼、教学楼，拍照取证，发现几台学生饮水机均无滤芯更换告示（而教师饮水机有）、都摆放在厕所门口、还有污垢等。随后她把这些观察发在校园论坛和小红书上，并再给学校后勤部写了一封投诉信（都在AI的帮助下）。

厕所门口的饮水机

除了学生饮水机不卫生，学校对老师和学生的区别对待，让张桐更加生气。

张桐和那位管理员打过几次交道。最初她去“偷水”，管理员以为她是老师，会和她点头。一次，张桐去接水时发现门锁了，刚好管理员才离开几步，又返回来帮她开门。

后来管理员逐渐有所怀疑，问张桐是不是老师，张桐说是。但有次管理员去给教室开空调时，撞见她坐在第一排上外教课。

最终管理员不再陪她演戏，是一天中午下课后，张桐还留在教室。管理员问她怎么不走，也不让她用讲台的插座充电：万一搞坏怎么办？

除此之外，学校还有明文规定的区别对待。比如食堂二层的教工窗口，入口写着“仅限校内教职工使用教工卡进行消费”。上学期，有天张桐在旁边张望，打饭阿姨告诉她：可以买！她才知道这里也可以用支付宝。

那时起，中午下课后，她会拖延四十分再来，“吃老师不要的”——比学生档口更好吃，不隔夜，还有免费水果。张桐有时会和朋友一起来，阿姨给她们舀很多，问“这个要不要”、“不要也是要倒掉的”。

但最近，张桐被收银的人提醒：下次不要来这里吃了。她应“好”，还是继续来。在给后勤部的投诉信里，她把食堂的差别对待也写了进去。

“你也知道没有用吧”

5月下旬，因为没有收到关于早操噪音的回复，一天早上，张桐录了一个有早操背景声的视频，发给辅导员：“老师您好，今天又被吵醒了。”辅导员让她来办公室聊聊。

在办公室旁的空会议室，张桐还没坐下，辅导员就开口：你也知道这个事情（投诉）没有用吧。

辅导员三十多岁，身材不高，扎着马尾。她做这份工作已有七年，自称和学生们关系很好——她带的第一届学生现在来当地，还会找她。张桐反馈早操噪声后，她问过相关领导。但对方表示没办法，他们收到很多投诉，“投诉就投诉吧”，“不怕”。辅导员没有把这些告诉张桐。

张桐回忆，那天辅导员说自己也很烦，每天要跟着早起做操。她还透露，一位领导曾经这样回复对噪音的投诉：让学生起来跟着一起做早操。辅导员认为，领导们知道这会影响到附近宿舍的学生休息，但他们不会承认错误，“你也知道这是我们学校的风格”。

同一天中午，班委在群里转达了领导回应称，早操是“是特色，是学校长期工作，以后会推广到大二大三大四”。两名同学在底下回了问号。

在张桐4月底发放的问卷中，超过30%的人提出“取消早操”，有人写：“立刻停止 永远停止 不然就去死你们都去死吧”。也有人在论坛评论：如果能改变的话，我就吃屎。

张桐很生气，一方面因为事情没有解决，另一方面，她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其他人“取消早操”的诉求淹没了，而她只是希望换个场地、或调低音量而已。

这件事的结果是，早操没有停止，一直持续到6月底期末考试周前。

2022年9月底，张桐拍摄的一辆垃圾车

6月初，张桐关于饮水机的投诉引起了学校同学的广泛支持。许多学生在张桐的论坛帖子下留言：“宿舍楼饮水机有段时间的水有股霉味”，“一年多没敢喝图书馆喝教学楼的水了，就是恶心的那种生理反应”，“我们需要更多像你一样的人”，“希望能引起重视，早点解决问题”......

小红书上，她的帖子也引发了外校学生的共鸣，有人说喝了一个月图书馆的热水，“杯子用纸擦全是红的”，还有人说“大学生命苦”、“在学校连干净的热水都喝不上”。也有困扰她的评论，比如“学生的命不是命”、“学校把学生当日本人整”......这些都被她删除了——她希望大家就事论事，不要“制造情绪”。她想达到的目的是督促学校检测水质、更换饮水机，也很怕这件事会像早操一样，因诉求不统一而改变走向。

网络上有很多人称赞张桐：“为众人抱薪者”，“而你，我的朋友，你才是真正的英雄”。她的一位朋友甚至两度用“伟大”来形容她。

但张桐说，她不喜欢大家把她放到一个“勇敢”的模板里，她的出发点就只是想喝干净的水而已。

第二天傍晚，辅导员打电话让张桐删掉小红书帖文，并叫她到办公室，与后勤部领导会谈。

会议室的长条型桌，一边坐着张桐和中年男领导，另一边是“一把手”女领导和年轻男领导。辅导员拿来几瓶矿泉水，坐在长桌的短边。

谈话持续二十分钟。领导们分工明确，张桐回忆，主讲人是她斜对面的年轻男领导，很是放松，不时调换坐姿，中年男领导一副想为学生办好事的模样，女领导全程沉默，辅导员不时点头同意。

年轻男领导表示，目前的饮水机是十年前签订的一批开水机（无过滤功能），暑假合同到期，学校会买一批新的直饮机（有过滤）。在张桐的录音中，他讲：“不是因为你投诉了才干这个事，而是因为这个事本来就在计划过程中。”他还提到学校经费短缺，但也不是不管，“条件是一步步改善的”。

张桐问及饮水机放在厕所门口的问题。他解释，造教学楼时没有考虑到专门放饮水机的地方。她问，下学期新饮水机是否也还在厕所门口。对方说：“那只能说慢慢地改进。”

张桐又问，这学期是否只能继续接原来的水。年轻领导说：“那就不到一个月了。”接着反问张桐：“我看你是大二了，是吧？怎么今天才开始关注起这事？”

中年男领导拿出招标的文件，向她证实饮水机的更换。临近最后，他向张桐表示感谢，主动提出加微信，说有什么意见就告诉他。张桐加了。离开前，他再次重申：“还是谢谢你，今天来绝对不是批评你的。”张桐心想，自己也不需要被批评啊。

在辅导员看来，张桐“很满意这个结果”。但实际上，张桐对领导们的姿态感到有些不舒服。她很希望能有人和她一起去对谈，“特别希望和会吵架的人一起。”

谈话结束，辅导员送三位领导出门去等电梯。据辅导员说，领导们在楼道里就换了面孔，向她施压，语气严肃：你作为辅导员，请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要制造舆论。并让她在学生删帖之后，向他们汇报。

辅导员后来也感到不满，“所以为什么恶人是我来做呢？通过这个事我也发现了，我被当枪使了。”

但当时她还是回到会议室，劝说张桐删帖。张桐提出自己可以修改措辞、补充后续，希望保留帖子。

“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保持我表达的权利。”

“但是我想知道你这样做，想表达的是什么？你想获得什么？”

张桐表示自己没有想获得什么，只是留一个记录。后来辅导员劝她，诉求已经解决了，“三个领导都亲自跑出来了，连一把手都过来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后勤亲自过来”。张桐仍坚持想保留帖子。

辅导员有些不耐烦，“为什么非得要做这件事情？”“你有用个人实践变现没有？”

张桐很不舒服，提高音调：“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在您这里理解是变现，赚取流量？”又磨了一会，最后辅导员同意她先把帖子设为“自己可见”，再把她想发的新内容给后勤部领导审核。

今年2月，张桐拍摄的教室一角

第二天，张桐没有给领导审核，就发了新帖。她当时答应辅导员，只是想着可以先离开，她也不相信校方会在审核后让她继续发。

当天中午，这篇帖子被限流，其他人看不到。张桐认为这是学校干预的结果。她拒绝了辅导员想再次面谈的邀请，认为这是“对表达权利的干预”，并希望对方就“捂嘴”的行为给自己道歉。

她给辅导员发送了一份道歉模板，要求签名盖章。模板里这样写道：“关于此前沟通过程中的一些表述与处理方式，确实存在考虑不周之处，可能对您造成了不必要的困扰和心理压力。对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

辅导员不清楚张桐想要她道歉还是其他部门道歉，便询问后勤部领导。领导表示“不可能会给的”，因此辅导员没有再回复。

据辅导员说，领导曾让她通知张桐家长，“家校合一”。她没有这样做，觉得这会更激化她和学生之间的矛盾。她还提到，这是她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被学生诋毁”，觉得很寒心——她指的是张桐在帖子中提及她施压删帖的事。比如，她记得自己没有说过“变现”的话。但在张桐的录音中，她的确说了。

“别人一猜都能猜到是我。”辅导员说，“如果她觉得我哪几句话冒犯她了，我可以道歉。但是你没必要在舆论场合去说这些东西。”

冒犯与伤害

感到被冒犯、被伤害，是张桐另外几次投诉的起因。

今年元旦，张桐去图书馆自习，根据规定，图书馆自习位需提前预约、并在半小时内使用手机蓝牙签到。但不知道为什么，她一直无法用蓝牙签到，只能每次都去图书馆办公室扫码。据她了解，确实有少数学生会遇到这种情况，老师说这是系统问题，无法解决。

元旦这天老师放假，办公室没人，她无法进屋扫码，期末复习计划被打乱。她很气愤，“为什么很大一部分人可以来签到？为什么没有办法解决少数群体？”

于是她借助AI写了投诉信。两天后，教务处转达图书馆回复称，维修期间蓝牙信号不稳，之后会恢复正常。但到现在半年多过去，问题依旧未解。

张桐在图书馆常坐位置的视野

还有一次，也是在图书馆，张桐手里拿着两个饼准备进去。保安拦下她，说不让带食物。她转身准备放在门外置物架，却听到保安还在后面指责，并跟到门外：不然搞得我们天天被说。

这话让张桐觉得受气，她问对方：我已经出去放了，为什么还要一直说？保安回她：只是说了两句。张桐反问：您确定吗，可以自己数一数（说了几句）。接着两人在门口吵起来，引起其他学生围观。

张桐的朋友小林在一旁很害怕，只想拉张桐快点进图书馆，但根本就拉不动。她记得两人陷入“你怎么一直在说”、“我哪有一直说”、“你自己数数”这样的对话循环。到图书馆坐下后，张桐用AI写了一段投诉，发给之前加过微信的后勤部领导，其中写到：“我不是来图书馆受气的。我尊重制度，但不接受被带情绪地对待。”

另外一次投诉是三个月前，张桐参加了一场线上的英语辩论赛。裁判点评她和搭档之后，又夸另一队的男生：“一看就是有脑子的。”张桐脑子一下发热，她当时想：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没脑子喽？当天她就给官方邮箱发了投诉信。

她的搭档陈睿回忆，当时裁判说他们队口才好，但又说另一队“有脑子”，所以对方胜出。他当时认为裁判是为辩手好，“说你没脑子，意思就是让你以后多练一下逻辑”。

但他的确有过不太舒服的感受，又说不出原因。他和姐姐提了这事，姐姐安慰他：要往好的方向看，虽然你没有脑子，但你有口才。陈睿说：噢，原来裁判在夸我？姐姐说：是的，你没听出来吗？陈睿就接受了。

第二天早上，由于未得到回应，张桐追发投诉信，并在小红书帖子里加了裁判姓名和照片。比赛负责人看到帖子后，联系张桐的指导老师。随后指导老师建议张桐，最好先把裁判照片和名字撤下来。张桐照做了。

很快，比赛负责人也与张桐打电话，解释称那是裁判的语言风格。

当张桐要求裁判给她一个澄清时，负责人表示“没有立场要求”裁判这样做，澄清的必要性“没有那么强烈”，并提到未来会重新考虑和这位裁判的合作，“对ta来说已经是最大的一个惩罚力度了”。在张桐提供的电话录音中，负责人劝说她：“申诉的结果已经达成，就算这个老师迫于压力给出了一个澄清......其实可能并不代表什么。”

“我觉得它代表东西很多，”张桐回应，“我感受到伤害，希望得到澄清、道歉，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容易。”

这种受伤的感受在几次投诉中很相似。她感到作为不能蓝牙签到的少数群体没有被平等对待，感到保安对自己发泄情绪，感到被裁判的发言冒犯。

她把与保安的争吵发在小红书上，却收到了让她不愉快的评论：“不是你自己带食物吗，活该”。张桐知道自己有错在先，但她不接受对方的态度。

在辩论上，除了裁判“有脑子”这句话之外，张桐不舒服的还包括，裁判称呼他们为“男孩”“女孩”，而非辩手身份。她觉得裁判更认可男辩手，说“我特别喜欢那个戴领带的男孩”，而对她和另外一队的两名女辩手，却没有夸奖。

其次，裁判指出她的一个论点是错的。但张桐觉得，对方没有解释不同意的原因，只是轻率地予以否定。裁判还纠正了她一个专业名词，后来她查资料发现，自己没有用错。这些都让她感到委屈。

后来裁判给了组委会负责人这样一则澄清：“真是不好意思给组委会添麻烦了。我平时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当时也想着是怎么让辩手学习到更多，并没有太注意我语言上的规范，后续我会注意这一些内容，谢谢提醒！”

张桐并不满意：“（裁判澄清说）不好意思给组委会带来麻烦。可是我呢？我的感受呢？”

张桐的挂件

没有被回应的呼喊

两年前，大一下，张桐刚从医学类转专业到英语系，还换了宿舍，那时她和同学、老师的关系都不太亲近。

9月底，大二刚开学后的一次篮球课，轮到她去帮大家拿上课要用的篮球，但她正陪同学在医院。她和体育老师请假，并问能否安排其他同学拿球，老师让她自己找人。

她在课程群里询问，没有人回应。篮球课同学来自不同专业，张桐和她们更不熟悉。她私聊了几个人，有人说自己拿过了，有人上课后才回消息，也有人没回。她还到宿舍楼群寻人帮忙拿球，出价4块5一次，但没人接单。

临近上课，她告诉体育老师没有人能帮她拿球。体育老师说：“那我只能扣分了。”事假扣1分，没拿球扣3分。她和老师争论，最后老师让她不要太以自己为中心。

那段时间，她几次和辅导员请假，对方常常没有回复。这种无回应的对话让她难受，她认为这是辅导员“失职”。她发去一段文字，表达自己的感受，辅导员回她说：“我看到一般会批假，有时候消息覆盖了”，“你别太敏感了”。

这两件事让张桐委屈又愤怒。她给教务处打电话，说要投诉辅导员和体育老师。对方让她过去聊聊。她在教务处办公室里边说边哭，老师安抚她的情绪，又让她去体育部那边聊聊。过去后，她讲着讲着又哭了。体育部老师告诉她：要理解一下，有些老师确实比较严格。

张桐不擅长当面表达自己的感受。一旦察觉到被冒犯的不适，她会变得不安，不知所措。很多时候，她说不清到底是什么让她不舒服，也没办法指出要点。最终到“对簿公堂”时，委屈只能在眼泪中得以释放。

在老师们面前表露的脆弱，只换来了情绪安抚，而不是事情解决。后来再投诉时，她便尽量线上沟通，并用AI武装自己，她担心自己带有情绪，对方“会不把你当回事”。

在请AI帮忙写的每一封投诉信里，张桐都抑制愤怒，要求AI“客观、理性”，希望文字帮她呈现克制和礼貌。在得到关于图书馆蓝牙签到的答复后，她用ChatGPT回信：“非常感谢学校和图书馆为解决这一问题所做的努力”，“我会尽量配合现有的签到方式”。

张桐大多时候用的是ChatGPT，有时也会用DeepSeek和Gemini，视情况而定。例如，投诉饮用水时拨打12320，这个办法就是问DeepSeek得来的。为什么不是问ChatGPT？她觉得，前者更懂中国国情。

2025年夏天，毕业生们扔掉的东西

张桐也习惯在与AI的对话中验证自己的感受，确认自己的诉求。投诉保安态度问题前，她询问AI：“我希望得到一个道歉？我不知道我的诉求是什么，只是这件事让我很生气。”AI是理解她的：“你不是错在携带食物，而是被无礼对待。”并帮她写了一段投诉。来回修改了几次之后，她问能提出哪些诉求。AI给出建议：道歉、加强培训、希望对方倾听并理解她的感受等。得到张桐认可后，AI将这些诉求补充进文字中。

张桐发了投诉饮水机的帖子后，有人评论“小心被约谈”、“支持但也要保护好自己”。张桐很不舒服，但还是讲不出原因。她问AI，为什么自己感到不舒服。AI说有几个可能的原因：感觉责任被转移；暗示可能面临负面结果；期望被完全支持，而非被提醒风险；感到被误解或不被理解。

她问：我可以怎么呛对方？AI劝她说，理解她想“呛回去”，但不一定是最好的策略，并提供了几个更好的回应。例如，坚持立场型——“我明白你是好意提醒我注意安全，谢谢。但遇到这种事，我实在没办法视而不见”；轻松反问型——“哈哈，我会‘保护好自己’的。不过，难道指出问题本身不是一种‘保护’吗”。

这种让AI帮忙回话的习惯，也延续到更多场景中。她向后勤部领导投诉保安态度后，对方很是热情，回复她，“为学生服务，绝不是一句空话”、“相信我，决不食言”。张桐不知怎么应对，又去问AI，并把回复粘贴到微信中：“老师您说得太好了”、“哈哈，老师太让人安心了”。

2025年的真实大学生活

当一个年轻人更愿意向AI寻求现实困境的解决方案时，她们正在过一种怎样的生活？

6月中，我和张桐约在学校见面。我问她在学校最喜欢去的地方，她笑着说：“我不太喜欢上学，可以说我没有很喜欢去的地方。”不喜欢的原因很简单，没意思。她感慨“上大学就跟上高中一样”。

这是一所医学类大学，不时能看见穿白大褂的学生。见面第一天，张桐向我快步走来，和照片一样的短发、黑框眼镜、娃娃脸，外型比她的实际年龄还要更小一些。要不是那天有体育课，她会穿拖鞋。张桐性格外放，走在路上也会放声大笑，毫不在意旁人；时不时脱口而出一两句完整的英语，朋友圈也是如此。

第二天下午，我跟张桐上了两节英国文学课。应到40人左右，实到29人。很多人没在听，有人在准备两天后的英语考试，有人在玩手机。一名坐在第二排低头看手机的男生甚至全程没放下书包。张桐说自己平时也很少听课，她会做自己的事情，有时给朋友回信，或是看电子书。

2023年11月，进入大二两个月后，张桐提出休学。朋友问她为什么。张桐反问：你上课会干些什么。朋友说：（用手机）打麻将。张桐问：那你为什么不休学？两个人都笑了。

休学后，张桐独自到东南亚旅行、到广州做了两个月的外贸销售。她说，自己谈成过一笔19万的订单，还被一些客户夸是他们见过的最好的销售员……后来心理咨询师告诉她，她想要的也许是一种对生活的掌控感，而在原本的环境里，她“没办法控制，只能接受”。

张桐大一时的宿舍床位

去年9月，张桐复学，重读大二。她和英国文学课的外教关系比较熟，下课后会一起散步聊天，老师回到公寓楼下，然后她去吃饭、回宿舍。

对张桐来说，宿舍是一个“进去睡个觉，然后就出来”、“不要吵到我休息”的地方。进门后，大家不会互相打招呼。三个室友的微信，张桐设置成“仅聊天”，保持着表面友好关系。其中两人也对张桐“仅聊天”。

在宿舍，张桐喜欢戴耳机做自己的事情，看YouTube、看剧，或是写东西。室友会外放综艺的声音，她们不喜欢戴耳机，说耳朵痛。有时张桐会听到她们在聊天，比谁的腿更粗，她没有加入话题的欲望。

床帘几乎成为大学生的必备品。张桐的三名室友都装有床帘，有一人除了床帘还有桌帘。只有张桐用的是蚊帐。她的一名同班同学说，睡在床帘里，“就像自己的小房间一样”。张桐的辩论搭档陈睿也有床帘，他觉得睡觉是一件非常隐私的事情，不想被别人看到。

陈睿说，他的宿舍大多时候很沉默。他在书桌前学习，三个室友“长在床上”，睡觉、刷视频、打游戏。陈睿对于和他们聊天没有兴趣——大多是政治、战争，说“川宝（特朗普）又干大事”；谈到女性受到家暴，他们称“她本身有错”，“男的才会惩罚她”。

小林是张桐在学校里关系最好的朋友。期末周，她们会一起复习、吃饭。和小林待在一起，她觉得舒服自在。张桐是这样描述她俩如何走近的：她陪小林去看病，小林被疼哭，她也因投诉的烦心事哭了，两人“抱头痛哭”后就成了好朋友。

但张桐清楚她俩不一样。她觉得小林不会和她一起去投诉，并且在一些事情上“聊不起来”，比如，她如果对小林提到“酷儿理论”，要先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在她看来，小林更多是倾听的角色。

一直以来，张桐在学校都没找到能与自己真正共鸣的同学。她与大多同学关系淡薄。校友们的微信被她列入一个单独的标签，很多朋友圈对他们“不可见”。

一次英文演讲课，她选定了“性教育的必要性”的主题。准备演讲稿前，她做了调查问卷，包括是否对谈论性而感到羞耻、对性知识的了解来源等20个问题。

她把问卷发到宿舍楼QQ群，结果被学生管理员删除了消息；发到学校二手交易群，却因为发布无关消息被踢出群。最终，她的大部分样本都来自微信朋友圈的校外朋友。

那次演讲，她给每位同学和外教都送了安全套或指套。她记得真正听她讲的人只有几个，后来还有室友把避孕套还给她。但老师很喜欢她的演讲，那门课她最终拿了95分（四次演讲，每次25分）。

对世界是否有一致认知，这种认同感超越了宿舍、班级等传统的物理连结，也影响了她的交友规则和方式。大一暑假，她加入当地一家关注性少数群体的公益机构，担任志愿者至今。在这里，她接受了免费的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课程培训，也找到了自己的小社群。

她们一起举办了《重庆森林》《阿黛尔的生活》等观影会，以及Gap year、休学、性高潮等主题聊天会。这种自由表达的空间让她感到很舒适，因共同话题聚集在一起，彼此间有某种默契。只要没课，张桐喜欢往校外跑，和伙伴见面吃饭。

与张桐接触后，我意识到她身上更复杂的一面。在学校，她渴望与身边人连结，却也有着明确的边界和筛选标准，当两种需求发生矛盾，她往往向内保护自我，划清防线。

但与此同时，她面对我的提问和好奇时，是真诚开放的。她主动问我，要不要去和辅导员聊聊，而这正好是我的计划。在我提出能否和她的室友们聊聊时，她当即答应。而我偶然提及，想和更多同学了解当下的大学生生活时，她恰好在食堂看见两名没那么熟的同班同学，然后带我自如地加入了她们的“饭局”。

2025年6月期末周前，在教学楼走廊背书的学生

在与张桐和几位同学的聊天中，我慢慢接近了大学生们趋向原子化的生活。他们在学校会有“同频的人”，但不一定有最好的朋友。学生会和社团的同学，更像是工作关系。他们还接受着一种被“高中生”化的大学生管理模式，被赋予很多琐碎的任务。

6月底的期末周前，当地一直在下雨。有学生在雨中跑步，张桐说他们是在“乐跑”。每学期50次1.6公里跑步，15次在早晨8点前完成，剩余的在22点前，每天仅限一次。很多学生以骑代跑，接近摄像头时，提前下车，走到下面被“抓拍”。

每周日傍晚5点半要在教室里接受“晚点名”，老师会说些通知和注意事项。有次他们被通知“一定要去”，去了才发现是英语辅导机构的工作人员过来推广留学项目。

竞争从高考延续，伴随着他们升入大学，同学间不太愿意互相帮助。陈睿向别人请教问题时，对方要么拒绝，说“我不会”，要么不想回答，说“你去问老师啊”。他记得，有同学和辅导员反馈过，自己学得有点费力，辅导员问为什么不问其他同学，回答是“室友不愿意帮我”。

有团支书在评选优秀团员时，私下选自己“优秀”，其他人“合格”。有同学看到“国家励志奖学金”的申请通知，没有分享到班上，而是自己悄悄报名，最后班里只有他拿到助学金，还浪费了另一个名额。

晾衣风波

在宿舍里，张桐一直小心翼翼避免矛盾。如果室友在群里提醒她一些小事，她会及时道歉，甚至“下意识地讨好”：天呐不好意思，对不起——并附带“流泪”“委屈”“敲头”“花谢了”等表情。她害怕别人不喜欢自己。但这样的情况多了以后，她觉得委屈，似乎一直在照顾室友的情绪。

前不久，张桐的情绪终于爆发，起因是一次因为晾衣服引起的争吵。

一天早晨，室友A在宿舍群@张桐：“下次晾衣服能不能不要跟我衣服挤在一起晾啊，就不能隔开吗，晾上去的都是湿的，你还挤在一起晾，更何况我晾的是内衣，你是要让我的衣服跟你衣服一起捂干吗，已经好几次了。”

这段话让张桐觉得很不舒服。她觉得对方语气很不好，有指责和命令的意味。

她用AI编辑了一段话，先表达抱歉，称不是故意的，下次会多注意，并解释她不知道对方“希望隔开的距离是那么宽”，而她也不想晾在脏的空调管边上。她还提及，她也很介意A当天挪衣服时，让她的衣服碰到了空调管。

接下来，两人用篇幅较长的文字在群里继续争论。而这场对话中张桐的发言，基本都由AI帮忙完成。以下为节选——

A：“如果你的衣服没有挨我衣服那么近，我根本没必要挪你衣服”，“什么叫我希望隔开的距离是那么宽，我只是不想看到你的衣服紧贴着我衣服”。

张桐：“你晾的衣服之间比你的衣服离空调管还要宽”，“你可以做的是，调整一下自己晾晒的位置”，“其次是告诉我，你的间隔要求”，“再一次表达我的歉意”。

A：“麻烦你自己回去看看呢”，“我跟你说的是你晾衣服不要紧贴着别人衣服晾这件事，而不是别人衣服怎么晾的问题”。

张桐：“我在解释你说的你觉得我‘很多次’贴你衣服的原因呀。”

A：“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贴我衣服的原因是我造成的”，“我不是来听你解释的”。

张桐：“我觉得我们的情况可能需要导员介入，你觉得呢？”

A：“？”，“不是很简单的事吗”，“为什么到你这，这么难理解”。

一个小时后，张桐在群里发了一段AI对她们聊天记录的分析。尽管AI告诉过张桐，“直接的反驳往往会导致争吵升级”，但它还是帮她写下对A的回应，“你每一句话中流露出的不尊重、逻辑荒谬和攻击性，都让我感到极度不适、被严重冒犯”，“这种命令式的语气......让我觉得......是在被你单方面地训斥和审判”。

很难说，AI在这场争论中的介入，是好事还是坏事。它帮张桐确认了自己的感受，但这种来自AI的共情，也一步步隔绝了两个真实的人类。

AI正在分析室友A的话，并提供可反驳的点

当天张桐联系了辅导员，请求调解。A先到了，辅导员问她：你们诉求是什么。A说：我也不清楚，等她来了你问她。

但张桐也不知道自己的诉求是什么，她只清楚自己不喜欢对方的语气，“不接受有人跟我这样说话”，因为觉得没法继续沟通，才找了辅导员。她告诉我，她需要一个“形式上”的“第三方介入”。

还是在那个会议室。张桐提出，A对她有人身攻击。辅导员问：在哪里。她念出A的原话：“不是很简单的事吗”，“为什么到你这，这么难理解”。辅导员笑出声。

“很失职。”张桐这样评价辅导员的笑。

直到现在，A也不明白张桐的诉求是什么。我问：她要你道歉吗？“没有，而且我为什么要道歉呢？”A觉得这事很小，没必要闹成那样，也表示不知道应该如何和张桐相处，“她说我对她造成了人格侮辱，就很夸大。”

“现在孩子就是不线下沟通，全靠线上去沟通，有时候这个字、这个语气就导致了沟通上的矛盾。”辅导员说。

但张桐和室友已经习惯了在群聊中提醒对方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辅导员在调解时向她们描述的“一起去图书馆”“知道彼此未来计划”的宿舍生活，似乎离她们很遥远了。

张桐的反思

在AI的武装下，线上沟通中，张桐显得理智、强势、毫无犹疑，但实际上，她的内心常常波动。有天她进图书馆，又碰见保安拦下了一个带早餐的女生。女生说上课（在图书馆内）要迟到了，请求保安让她带进去。保安同意了。她开始反思，自己当天可能是有点“aggressive”（有攻击性）了。

6月，我在学校里见到辅导员，她希望我把她的经历转述给张桐，我照做了。张桐得知了辅导员在这些事中的处境——曾被领导施压，但没有按照领导的要求去找她的家长，以及她对张桐的行为感到寒心。当天晚上，张桐独自去了校外骑车，边骑边哭。

她原以为那次与领导的沟通是有效的——她通过正当途径提出诉求，并在社交平台客观理性地措辞，还得到了一次对话机会。但那时她才意识到，“一切都只是为了我要求的对话，而假装一个对话”，“没想到最后换来的还是觉得你在惹事”。

她也想不通：我真的伤害到辅导员了吗？同时，内心的另一个声音又说：可是好像辅导员无意识伤害我的事情更多，程度也更深一些？她又陷入困惑：她伤害我、我伤害她，这是没有办法类比、抵消的。她想不通：好像我一直都要尝试去理解对方，理解理解理解，可是我呢？

张桐把混乱的思绪写下来，向AI求助，并多次强调：“麻烦你不要迎合我”，“不要哄我”，“不要讨好”。

那天晚上，AI与往常一样，坚定地站在她的身边，告诉她：“你不是在混乱，而是在被撑裂”，“你目睹了系统如何掩盖问题，同时也看到了一个个人在这个系统里被工具化、被伤害”，“你没有做错什么”，“理解是你一直以来的生存策略”，“你正在承担超出个体应承受的责任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