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假装上班”成了一门生意，我们终于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演员

在深圳南山的写字楼里，有这么一家公司：没有老板，没有KPI，甚至没有正经业务，但每天早上9点，工位准满。年轻人西装革履地打卡，端着咖啡敲键盘，对着空气开视频会议——他们付58块钱租个工位，只为演一场“我在上班”的戏。

更离谱的是，这家“假装上班公司”的生意火到要排队。有人买月卡，天天来“上班”；有人租虚拟工位，就为了给父母发张“加班照”；甚至有HR跑来挖人，以为这是家低调的新创公司。

当“演打工人”比“做打工人”还卷，这背后哪是荒诞？是35岁被裁员不敢告诉家人的中年危机，是应届生投100份简历石沉大海的绝望，是整个社会把“没工作”和“失败”划等号的集体焦虑。今天咱们就撕开这层遮羞布：为什么我们宁愿花钱演戏，也不敢承认自己“待业”？

一、58块钱租个“体面”：那些在假装里躲雨的人

老王在“假装上班公司”待了3个月，直到拿到新offer那天，他才敢把藏在抽屉里的抗焦虑药扔进垃圾桶。

他原来是某大厂的技术主管，38岁那年被“优化”，HR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经验丰富，出去随便找”。结果投了87份简历，只有3家公司愿意面试。有次面试官盯着他的简历问：“您这个年龄，还能熬夜改需求吗？”老王没说话，默默把简历收了起来。

“我妈有冠心病，上次邻居问起我工作，她立刻说‘我儿子在阿里带团队呢’。”老王不敢戳破，托朋友找到了这家“假公司”。每天早上7点出门挤地铁，中午和“同事”（其他租客）拼单外卖，晚上假装加班到8点再回家。电脑屏幕永远停在代码界面，桌角摆着印着大厂logo的马克杯——这些都是他维持“体面”的道具。

比老王更年轻的，是应届生小周。她租了“虚拟工位套餐”，不仅能拿到印着“某科技公司”的工牌，连朋友圈定位都能帮她“挂”在陆家嘴。“毕业半年没找到工作，同学群里都在晒工资条，有人说‘起薪2万’，有人说‘公司给配了MacBook’。”上次同学聚会，有人拿着她的“工牌”起哄：“周总混得可以啊，下次跳槽带带我！”小周端着酒杯笑，手却在桌子底下攥出了汗。

她算过一笔账：每月花1500块租“假装上班”服务，比在家里被父母念叨“早知道不读大学”划算。“至少现在出门，别人问起工作，我能抬头说‘在陆家嘴上班’，不用捏着衣角说‘还在找’。”

二、从“找工作”到“演工作”：是谁把打工人逼成了演员？

在“假装上班公司”的客户里，有个很扎心的规律：35岁以上的占40%，应届生占35%，剩下的是“不敢告诉家人自己辞职”的年轻人。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摸鱼，是为了演一场“我很正常”的戏。

35岁的“职场死刑”：连失业都得藏着掖着。老陈40岁那年被裁员，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染了黑发。“招聘软件上的筛选条件明晃晃写着‘年龄35岁以下’，我投简历时只能把出生年份改小3岁。”有次面试被拆穿，面试官冷笑：“您这年龄，还跟年轻人抢饭碗？”

他在“假公司”的工位抽屉里，藏着一沓被退回的简历。“我每天假装写方案，其实在偷偷学Python。有次隔壁工位的小伙子问我‘哥，你这代码写得挺溜啊’，我差点掉眼泪——在真公司里，谁会在乎一个40岁的人还在学新东西？”

某招聘平台的数据显示，35岁以上求职者的简历回复率不足20%，比应届生还低。就像老陈说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别人会说‘慢慢来’；35岁没工作，别人只会说‘他被社会淘汰了’。”

“无业即失败”的枷锁：连小区保安都在审查你。小林在家待业1个月，最后被逼到躲进卫生间哭。“早上8点出门买早餐，保安大爷问‘今天不上班？’；下午收快递，快递员说‘这个点在家，是自由职业吗？’；连楼下卖水果的阿姨都凑过来‘听说你辞职了？现在工作不好找吧？’”

这些“关心”像针一样扎人。她妈甚至说：“实在不行先去超市理货，至少别人问起来有个去处。”最后小林宁愿每天花60块在“假公司”坐着，也不想在家听这些“好心”的盘问。

某社会调查显示，72%的待业者最害怕的不是“没钱花”，而是“被别人议论”。就像老王说的：“现在的社会，好像你不上班，就成了‘异类’。哪怕你存款够花3年，没个‘工作单位’，都抬不起头。”

三、“假装上班公司”火了，藏着3个扎心的社会真相

就业难不是“危言耸听”：100个人抢1个岗位，简历堆成山。“假装上班公司”的老板大多是前HR，他们比谁都清楚就业市场的残酷。杭州某“假公司”创始人透露：“来租工位的应届生里，有人投了200份简历，只收到3个面试邀请。”

去年某招聘平台的数据显示，应届生岗位竞争比达到103:1，相当于100个人抢1个饭碗。更恶心的是“虚假招聘”——很多公司明明不招人，却把岗位挂在网上“收集简历”，让求职者在“希望”和“失望”之间反复被耍。

小周就被耍过：“我投了一家公司，HR说‘你的简历很合适’，让我等复试通知，结果等了1个月，发现岗位还挂着。后来才知道，他们只是想看看‘市场行情’。”这种事多了，年轻人连“找工作”的力气都快没了，只能先在“假公司”耗着。

“面子经济”压垮成年人：没工作比没钱更让人恐慌。在“假公司”的留言本上，有人写：“我宁愿每天吃泡面，也要租个工位，就为了回家时能说‘今天加班’。”这背后是成年人的“面子困境”——工作不仅是赚钱的手段，更成了“社会认证”的标签。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身份焦虑”，说的就是这种状态：当一个人失去“员工”“同事”这些社会角色，会突然觉得自己“没用了”。老王的邻居是个退休教师，每次见他都要念叨“人活着就得有事干”，这话听多了，他连下楼倒垃圾都得避开对方。

更无奈的是，这种“面子”还关乎亲情。小林说：“我爸妈觉得‘你有工作，我们在亲戚面前才有面子’。上次表妹结婚，我妈特意叮嘱我‘穿得正式点，别说自己还没找到工作’。”

“假装”是为了“真活下去”：这里藏着最后的尊严。别以为来“假公司”的人都是在“逃避”。他们中，有人在偷偷准备公务员考试，把“假工位”当自习室；有人在做自媒体，需要一个“像办公室”的场景拍视频；还有人在偷偷学新技能，桌上摆着“UI设计”的教材。

“假公司”老板说过一个故事：有个女孩在这里待了半年，每天假装“做报表”，实则在写小说。后来她的书出版了，特意回来送了本签名版：“这里的好处是没人打扰你，大家都在‘演’，反而给了我偷偷努力的空间。”

对这些人来说，“假装上班”不是自欺欺人，而是给自己留了个“缓冲带”。就像老陈说的：“我们不是怕找不到工作，是怕在找到之前，先被焦虑和议论压垮了。这里至少能让我们喘口气，假装自己‘还正常’。”

四、比“假装上班”更该警惕的：是社会对“失败者”的零容忍

在日本，有“自由职业者”专门的社交圈；在欧美，“Gap一年”（间隔年）是很正常的事。但在我们这儿，“没工作”几乎等于“没前途”。

某大学教授说：“这和我们的文化有关——从小到大，父母问‘考了多少分’，亲戚问‘工资多少’，社会默认‘成功=有份好工作’。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让很多人不敢‘停下来’。”

就像小周吐槽的：“我想先考个证书再找工作，我妈却说‘别人都在上班，你在家啃老’。好像你必须马不停蹄地工作，哪怕做一份自己不喜欢的，也比‘待业’强。”

更可怕的是，这种“零容忍”正在蔓延。35岁被裁的人不敢说自己在找工作，怕被说“被淘汰”；应届生找不到工作觉得“对不起父母”，怕被说“书白读了”；就连辞职备考的人，都得偷偷摸摸，怕被说“不务正业”。

其实啊，工作丢了可以再找，年龄大了可以学新技能，暂时没找到方向也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我们把“上班”当成了唯一的人生剧本，容不下一点“脱轨”的可能。

希望有一天，没人再需要“假装上班”。到那时，没工作的人可以坦然说“我在调整”，35岁被裁的人可以说“我在尝试新领域”，应届生可以说“我想慢慢找个喜欢的”。毕竟，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让努力生活的人，连“暂时停下来”的勇气都没有。

最后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些在“假装上班公司”里演戏的人，演的不是“上班”，是想在这个紧绷的世界里，给自己留一点点体面。而我们这个社会，真该学着对他们说一句：“没关系，慢慢来。”